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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礼治的重建---乡土中国读后感

2016-01-19
来源:研究室 作者:张磊

  第一次读《乡土中国》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它是老师推荐的必读书目中的一本。当时读的时候走马观花,未及细细咀嚼,只记得作者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第一人,而《乡土中国》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转眼间十年时间已经过去,人生的阅历比初读它时更丰富了,对中国的过去和当下有了更多的思考,再读则别有一番滋味。

  我们孜孜以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何为文化自信?兹以为就是在保持自己独特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能够包容地吸收借鉴其他文化当中的有益成份,从而更加生气蓬勃。《乡土中国》即从社会学的角度,提供了研究、剖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绝佳范例。它1947年第一次出版,1984年再版。全书篇幅不长,正文部分只有88页,包括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等共14章。它研究了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中的一种特具的体系,而这种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作者认为乡土社会的秩序不是法治,也非人治,而是礼治。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法也是一种行为规范,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呢?法是靠国家权力机关来推行的,而维持礼的规范是传统。关于礼的形成,作者认为乡土社会人口流动性很小,所谓的生活是周而复始的,依靠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经验就能很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而不必需要知道理由,这样就形成了传统。依照着做就有福,违背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传统心生敬畏。慢慢地,依据传统的这套行为就成为了“仪式”,而礼就是依照仪式去做。而且礼的普遍推行,也不是靠外在的权力而是靠教化。礼一旦形成,就成为高于个体的一种存在。人服从礼,是一种主动性的行为,正如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基于礼,在中国的基层传统社会中的一些社会冲突被消弭于无形之中。

  我们现在讲全面依法治国,构建一个全面的法律体系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同时我们要时刻牢记,不论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还是现实的实践都十分重视基层民众的自治力量。诉讼成本是很高的,而依靠礼本身的原则和权威,就可以裁定大量的社会冲突,具有较高的效率。

  有一个影片叫《秋菊打官司》很有意思,其中隐含了法和礼的区别。礼,就是要找一个有权威的人,让他告诉村长“你这样做不对,给秋菊道个歉”,这事就完了。但现在没有这种方式了,就只能用法的方式,秋菊去告村长,结果把村长抓起来。可秋菊也很困惑,她说其实我只想让村长给我道个歉,抓他不是我的本意。

  《金融时报》中文网曾经刊登了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张静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广东省下围村如何在短短一年由远近闻名的上访村变成一个文明示范村。其中最关键的举措就是成立了“村民议事厅”,建立了一个类似于“礼治”的自治机制。在这个例子中,礼不再是某一个权威的人,而一种公开、中立的自我协调机制。当矛盾双方夺取村委会控制权的动机被“礼治”消解了,矛盾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7月22号,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促进基层民主建设,简单一点说就是“有事好商量”。里面提到了建立各种协商机制,细细探究起来,和“礼治”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处。乡村、社区是我们治国理政的基础单元,只有把它们建设好,我们的政权才会稳固。以前的乡村可能哪家有矛盾了,老少爷们儿坐下来唠唠嗑可能就解决了。现在可能动不动就要打110,找警察叔叔了,“人情味”也淡了许多。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居民的素质和受教育程度都是比较高的,如果大多数人能够参与到基层自治当中去,我们的民主必然会向前迈进一大步,但真实的情况是基层民主生活中的参与比例非常低,比如我们小区居委会的选举,其实是与每一个居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如果没有同时配以发放一点劳保用品,也很难召集到足够多的投票人。没有参与就没有治理。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忙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前靠血缘、地缘维持的关系,现在越来越淡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的课题,如何尽快建立起来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礼治”制度。这就需要我们像费老一样,仔细地研究现代的社会体系,进而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建立起广泛参与的、真正的市民文化,在基层重建“礼治”传统。